【编者按】公众会计行业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审计失败案例会对审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严重损失，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出于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也会发布规则以更好地规范审计师行为。鉴于此，本期推送的两篇英文文章将从客户企业控股股东进入胡润富豪榜和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披露审计合伙人信息两个外部因素分别考察其对审计师行为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第一篇文章运用DID方法通过客户企业控股股东进入胡润富豪榜这一事件，考察公众关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师行为决策。研究表明审计师确实对公众对其客户的关注做出了回应，即当客户企业控股股东进入富豪榜后，审计师会通过出具更多的非标意见和提高审计费用以应对审计风险。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审计师如何应对客户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二篇文章通过PCAOB发布的第3211号要求披露审计合伙人信息这一规则入手，以模型推导的方式研究其是否会显著提高审计质量。研究结果表明，披露合伙人信息并未提高审计质量，这是由于事务所对内部质量控制的投资降低造成的。由此可知，披露合伙人信息对预期审计质量的净效应是否为负取决于建立有效内部控制质量的成本。

推文信息1：DONGHUI WU,QING YE. Public Attention and Auditor Behavior: The Case of Hurun Rich List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20,58(3).

一、引言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经济改革时的著名言论“让一些人先富起来”，解除了中国经济的束缚。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批超级富豪企业家，由于中国社会所持有的平等主义价值观，富人通常不愿意披露自己的财富，使得“隐性富人”在中国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直到1999年，胡润发布了中国最富有的个人年度排名，被称为胡润富豪榜（以下简称富豪榜）。富豪榜很快成为公众追踪中国超级富豪的权威来源。公共会计行业很容易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的财务报告失败的影响，比如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同年在中国发生的银广夏会计丑闻等被曝光后，他们的审计师和所在事务所都受到监管部门处罚。考虑到这类高调案件的严重后果，审计师可能会采取行动，尽量减少潜在的损失。而富豪榜的公布则为我们提供机会，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公众宣传如何影响审计师行为决策。

二、研究背景和假设

（一）制度背景

中国经济改革与私营企业的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为30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铺平了道路，这一奇迹的背后是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让国家以下各级政府负责公共支出，并允许它们分享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为地方官员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地方官员可根据地区财力进行增长导向的改革试验。这一经济改革刺激了私营企业的巨大发展。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然而，这种转变留下各种制度漏洞和寻租机会，体制空白和腐败不仅给转型经济体的企业家带来挑战，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利用机会。公众意识到财富和腐败之间的联系，因此鉴于富人的负面公众形象，明显富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公众怀疑，而不是钦佩和尊重。胡润富豪榜。尽管在中国私营企业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富有的企业家阶层，但在1990年代，很少有企业家为公众所熟知。这时，一位汉学家Rupert·Hoogewerf以他的中文名字“胡润”编制了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名单，即胡润富豪榜。“富豪榜”包含了中国亿万富翁的财富、他们拥有的主要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甚至包括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出生地和教育背景。这些信息的公布让公众对这些富豪及其控制的公司有了更多关注，也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宣传，因此我们将分析这种公众关注如何影响审计师行为决策。

（二）研究假设

客户宣传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审计师的行为。首先，公共关注增加了审计失败的概率。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人士可能不知道客户的一些操作或会计违规行为。当客户对于公众而言没那么熟知时，为了留住客户，只要总体审计风险在可接受的阈值范围内，审计师可以选择不报告审计报告中的违规行为。而商业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可以减少企业与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新闻界有很强的动机来关注令人瞩目的事件，包括欺诈，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新闻界倾向于将故事偏向于读者的信仰。在社会对与富裕企业家崛起相关可能的腐败感到不满的环境中，媒体更可能会曝光亿万富翁的不当行为，从而提高了监管机构对这种不当行为的认识。面对公众的高度关注，监管机构也更有可能调查受到媒体质疑的公司，并及时处罚。因此，富豪榜的披露使他们的公司受到更大的审查，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成本。鉴于媒体报道的欺诈事件往往涉及会计违规行为，我们预计客户的所有者进入富豪榜后，媒体会对客户进行负面宣传，从而增加发现和披露审计失败的可能性。

客户宣传影响审计师行为的第二个渠道是对卷入会计丑闻的审计师的抵制。官僚渎职的影响，广为宣传的丑闻往往直接引起公众对政治家的关注。为了向公众展示问责制，政治家有强烈的动机来迅速化解危机，为了平息公众的不满，监管机构可能会对发现的会计违规行为实施严厉的惩罚，以此说明监管机构对审计师采取的强硬立场。

通过增加发现审计失败的机会和加重其经济后果，负面的客户宣传可能给审计员带来巨大风险。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审计师可以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免受审计风险较高的潜在损失。由此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H2：当客户企业的控股股东进入富豪榜后，审计师会出具更多非标意见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此外，本文还从企业特征和审计师个人特征两个角度进行横截面分析。（1）从中国转型经济中崛起的企业家并非同质。因此，披露在富豪榜后的审计风险的增加会因企业家及其公司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使得审计师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富豪的财富来自可疑的商业行为或交易，审计机构将倾向于提供严格的审计报告。由于审计师知道但选择不报告的违规行为不需要额外的审计工作；虽然有风险意识的审计师会为更高的风险收取费用，但客户可能不愿意支付，且公众认为审计师高薪酬违反了审计师的独立性。基于上述原因，审计师不得为此类客户更改审计定价，更多的是会出具非标意见以便在面临监管挑战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对于没有明显污点迹象的企业家来说，其公司存在会计违规行为可能会比较少，审计师采取更严格的审计报告可能会失去客户，此时审计师可以提高审计费用，以补偿较高的审计风险。由此提出假设3：

H3：当客户企业控股股东出现在富豪榜后，如果股东的财富生成过程与可疑的行为或交易相关，审计师将出具更多非标意见，否则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鉴于股东进入富豪榜后审计风险的增加，这一影响也可能因审计师对风险的态度而有所不同。从公司层面来看，更大的审计公司可能会对富豪榜披露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因为如果审计失败，它们会损失更多；从个人层面来看，具有保守风格的审计师将对富豪榜更加敏感，因为天生保守的合作伙伴会对任何审计风险的增加保持警惕性。由此提出假设4：

H4：在控股股东进入富豪榜后，更大的审计公司或具有更保守风格的审计师将提出更多非标意见或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或将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

三、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本文使用了1999年至2012年披露在富豪榜前200名富翁的信息，确定其控制的公司数据。采用DID方法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审计师对其客户的公众关注增加作出了回应。即当客户公司控股股东进入富豪榜后，审计师会出具更多非标意见或收取更高审计费用。这种行为在审计公司规模较大和审计师具有保守主义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当客户企业的控股股东存在可疑行为或交易时，审计师会出具更多非标意见以应对风险。

推文信息2：Kyungha Kari Lee & Carolyn B. Levine, 2020. Audit partner identification and audit quality,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Springer, vol. 25(2), pages 778-809, June.

一、引言

经过六年的讨论和四轮公开意见，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通过了规则，确定审计业务合伙人和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的程度的细节都必须在Form AP上披露。2015年12月15日，PCAOB通过了规则第3211号，该规则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2017年1月31日或之后为发行人出具的每一份审计报告都要向董事会提交Form AP。PCAOB相信，增加透明度将通过增加个人努力激励同伴和事务所有动力更认真地组织审计团队，进而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那么事实上，披露审计合伙人信息是否会提高审计质量呢？本文将讨论的就是Form AP如何影响事务所和合伙人，并最终影响审计质量。

二、研究设计及主要结论

不同于读者所熟知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模型推导方式来检验Form AP的披露对审计合伙人内部控制质量的投入以及由此产生预期的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审计公司减少对其内部控制质量系统的投资，Form AP披露可能会降低审计质量。监管机构应该意识到制定新规的后果，因此PCAOB加大了对合伙企业内部控制工作以及具体审计业务的关注，这有助于通过强制要求审计公司在质量控制方面的最低投资来提高审计质量。我们的模型还强调了Form AP披露的有效性依赖于外部监督的水平，外部监督水平的不同导致披露业务合伙人的姓名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探讨审计合作关系是否会破坏Form AP披露的影响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合伙企业都能从提供合伙人层面的信息中获益，但那些收益会减少的合伙企业，恰恰是那些披露合伙人信息的合伙企业，其预期的审计质量得到了微弱的提高。

本文对披露审计业务合作伙伴身份的潜在影响提供了见解。到目前为止，关于Form AP披露的好处和成本的讨论集中在对投资者的信息好处和对单个参与伙伴的责任增加上。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还应该考虑对审计公司投资内部控制质量动机的影响，以及这将如何影响预期的审计质量。对于以前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事务所来说，个人责任增加使得可以通过内部控制质量的增加激励合伙人个人努力，从而提高审计质量。然而，对于已经建立了足够水平的内部质量控制的事务所来说，个人责任的增加可能会使事务所减少其内部质量控制努力，这将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因为审计公司的内部质量控制直接提高了预期的审计质量。